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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北大毕业生在宁夏西海固的打狼棍
2019-05-24 13:28:14 来源:光明日报博览群书
此文选自《博览群书》2018年第7期(出版日期:2018年7月1日。原题为:我在西海固的打狼棍——写在北大建校一百二十周年之际。)

  1968 年底,六十多名大学生分配到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固原县。当时,适值毛主席发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我和北大国际政治系的施裕壬、复旦大学新闻系的李安达被分配到古城公社任河大队北庄洼生产队——一个纯回民山村——接受再教育。

  清晨,站在我们住的窑洞前向下一望,整个村庄尽收眼底,四十多户人家散居在沟沟垴垴,窑洞上空的袅袅炊烟不时地升起,飘散。村前是一条小河,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全村人吃水都靠这条河。村西峰峦起伏,通往固原的黄峁山上,几匹牲口拉着马车在陡峭的山路上呼哧呼哧地攀爬着,嘴角和眼眶上结着厚厚的冰霜。过了黄峁山,再向南翻过几道山梁,就是举世闻名的六盘山。冬日的山村十分静谧,夜来一场风雪遮蔽了山川塬台,山风卷着雪雾掠过崖畔上的枯树荒草,发出尖利的呼啸。

  从北京到几千里外的小山村,生活上的反差是很大的,喝水要到山下的河里去挑,烧柴要到十几里外的山上去砍,吃饭由生产队长到各户轮流去派。这里属高寒山区,冬天气温有时要下降到零下二十多度。我们睡的是土炕,每天都要用柴草和干驴粪煨炕,有时收工晚了,炕洞里的火灭了,就冻得难以入睡。“贫穷甲天下”的西海固地区,农业生产广种薄收,靠天吃饭,全县平均粮食亩产不到一百斤,有的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工值不到一毛钱。有些户用“家徒四壁”来形容,毫不为过 。家里连吃饭的筷子都没有,每到吃饭时要到外面折树枝当筷子,一顿饭除了一大盆洋芋外,就是一盘酸菜,一碗粥。

  冬天里的农活主要是打冬场,天气晴好的日子,把夏天和秋天收割的小麦,糜子,胡麻摊在场上,用毛驴拉着碌碡碾压。社员们一边干活,一边说笑打闹,有的还唱起了“花儿”。村里有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花儿”唱得特别棒,他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浸透了浓浓的黄土味,旋律时而苍凉激越,时而低回婉转,抑扬起伏,令人心醉。

花儿不唱心烦哩,

唱了花儿才解馋呢,

哪怕明日死去哩,

今日我还要唱够呢!

花儿装了两肋巴,

你叫唱啥我唱啥。

早晨唱到天黑下,

才唱了一根尕肋巴。

  物质生活的贫困往往伴随着文化生活的匮乏。在这里一年难得看上一次电影,有线广播还没有扯到村里来,听不到新闻,更听不到音乐,可谓“终岁不闻丝竹声”。听着这些动人心弦的“花儿”,不禁想起西部歌王王洛宾的一段往事。三十多年前,王洛宾去青海的路上,在六盘山下的小客栈中听了当地歌手“五朵梅”唱的“花儿”,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从此走上了发掘、整理、创作、传播西部民歌的道路。三十多年后,我们也是在六盘山下,从西北民歌中得到了极大的精神慰藉。放羊的老汉,赶驴的后生,山坡上,晨雾中,那一曲曲“花儿”使人心旷神怡,遐思无限。

花粉留着蜜蜂采,

花瓣引着蝴蝶来。

我是花瓣等着你,

阿哥为啥不飞来?

不到春天花不开,

花儿不开蜂不来。

妹是花儿哥是蜂,

天天等着飞过来。

  雨雪天不能出工,我们就集中在村西头的学校里学文件,学报纸,开展大批判,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也来参加,他们的发言有时相当精彩。晚上没地方去,村里的年轻人经常聚集在我们的住处“折牛腿”(这是流行在西海固地区的一种纸牌游戏)。火盆上的罐罐茶咕嘟咕嘟冒着热气,输牌的人脸上贴着纸条子,神情沮丧,看热闹的人则悠哉游哉,插科打诨。尽管生活贫苦,但人们之间却相处融洽。村里一家办喜事,各户都去凑热闹,队长也安排我们去吃饭。我们每人拿上一元钱的喜资,主人高兴得不得了,不但让我们坐上席,还一个劲地劝我们“一定吃好”。虽然饭菜都很单一,但那种和谐的气氛,热闹的场景,给我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开斋节”到了,人们都穿上平时舍不得穿的衣服,走亲访友,相互祝福,房东也给我们送来炸油香,炸馓子,让我们共同分享他们节日的快乐。

  西海固地区大型野生动物较多,金钱豹、狼、狐狸、野猪、鹿等比较常见,特别是狼,对人畜危害最大。那时允许每户养三只自留羊,所以队里的羊圈和社员家里都养着狗。县上和公社的干部下乡,每人都带着一根棍子,入户防狗,碰到狼打狼。有一天晚上,我和生产队长马凤高到罗家洼开会,他扛着一张铁锨,我拿着一根木棍。刚翻过北面的山梁,就发现前面路上有两只狼不紧不慢地走着,还不时回头望望我们,月光下,四只绿色的眼睛一闪一闪的。马凤高用胳膊肘碰了碰我,小声说,“坏事了,碰上狼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是狼?”他说,“那么粗的尾巴耷拉着,肯定是狼。”他顿了顿说“别怕,我走前面,你在后面,我们都拿着家伙,它不敢靠近我们的,这些精着呢”。这时,一只狼突然龇牙咧嘴地冲着我们“跳障子”(一左一右地扑来扑去),嘴里还不时地发出“吼吼”的叫声,像在向我们示威。另一只狼则绕到我们后面伺机前后夹击。马凤高毫不在乎地舞动着铁锨往前走,我在后面紧紧盯着另一只狼的一举一动。就这样对峙了大约几分钟,很快就到罗家洼村西了。前面的路是一个很陡的大下坡,马凤高突然扯开嗓子,唱起了秦腔《沙家浜》:“朝霞啊……映在……阳澄湖上……”,同时挥舞着铁锨向前直冲过去,村里的狗大概受到了惊吓,叫成一片,两只狼可能没弄清怎么回事,匆忙窜进西边的山沟不见了。这时我才觉得背上一阵冰凉,可能是出冷汗了。碰上两只狼还好对付,如果遇到狼群麻烦就大了。据说有一个木匠在村里干了十几天活,收工那天吃完晚饭,天已快黑了,村里人劝他住下,但他坚持要连夜回去。第二天,人们在村西的山梁上发现了他被狼咬碎的尸体,钞票撒了一地,扁担断成一截一截的。看来是遇到了狼群,虽然进行了殊死搏斗,但最终还是寡不敌众,被狼祸害了。

  有一天,公社党委叫人捎信来,要我到县革委政治处报到,也没讲去干什么。第二天我便简单收拾了一下,带两件衣服和洗漱用具到了县城。原来,在我们来固原之前,浙江省杭州市的二十多名中学生就到六盘山下的什字公社插队锻炼。一年多来,他们和当地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做出了较好的成绩。为了加强对全县知识青年的再教育,县里决定在什字公社召开现场会,推广他们的经验和做法。我们就是到杭州知识青年驻地,总结他们的先进事迹,筹备好现场会。县上对这次会议很重视,专门成立了领导小组,还邀请了宁夏日报社和宁夏电台的记者参加。经过多次深入大队、生产队和农户了解情况,材料几经反复和修改,终于完成了任务,会议开得比较成功,受到了地区和县领导的表扬。最令人难忘的是,会后我们几个同志一起登上了六盘山,来到据说是当年毛主席在山上休息的地方。萧萧寒风中,环顾四野,但见群山苍苍,白雪茫茫,奇峰突兀,山道盘亘。自古以来,这里就是“关中藩篱”“朔方天堑”“形胜险固”的武备重防之区。向南不到50 里,就是“三关口”,传说是宋朝杨家将抗击金兵的关隘。从固原县城向北,绵延一百多里,有头营、二营、三营,一直到八营,是历史上驻扎军队的营盘。如今,星移斗转,天高地迴,西海固历尽沧海桑田、巨刼奇变,一切都已成为岁月逆旅,过眼云烟,正所谓“宋何在,辽何在,都被茫茫大雪盖”。在这里,我们仿佛触摸到了历史的分量,时空的分量,江山的分量。这就是千百万人心目中的六盘山,这就是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从此,中国革命走上了挥长缨,缚苍龙,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雄关漫道。

  回村里过完春节不久,公社又来通知,叫我带上行李和户口、粮食关系,到县政治处报到。这次是到七营公社盘河大队总结“九大”代表柳茂春的先进事迹材料。大队党支部书记段永岐五十多岁,面容十分和善,一接触就知道这是个受党教育多年的老书记。在盘河大队开了几次座谈会,又找部分社员了解情况,然后我就回七营公社写材料。公社的厨师饭菜做得很不错,特别是清蒸羊羔肉别有一番风味,令人齿颊留香、回味无穷。材料写完了,先回县里研究修改,基本定稿后,又要我到银川找柳茂春作进一步的核实和补充(柳茂春在银川开会)。第一次到银川,给我的印象很一般,当地流传着一首民谣 :“一条马路两座楼,一个警察看两头,一个公园两个猴。”尽管说得有些夸张,但这个城市确实比较落后。马路两边大都是土坯房,街道高低不平,尘土飞扬,拖拉机、马车、架子车穿梭其间。我被安排在交际处住宿,但晚上整个二楼只住了我一个人。在银川的几天里,我白天找柳茂春交谈,了解情况,晚上回交际处补充材料。材料基本改好后,再到自治区迎“九大”办公室讨论修改。通过一段时间的交往,我和报社、电台的一些记者混得比较熟了,材料通过后,我们一起乘车回到固原。四月一日,党的“九大”在北京召开,消息传来,固原城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彻夜狂欢,大街小巷都是兴奋的人群。四月二日,庆祝大会在固原广场召开,会后开始游行,有两万多人参加,据说这是固原历史上参加游行人数最多的一次。

  “九大”之后,我被正式调到县委宣传部,分工全县的通讯报道工作。通讯报道主要是总结各方面的典型材料,还要应付自治区、固原地区和县上每年一次的“积代会”(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那时固原的交通状况很差,正如人们所说的“交通基本靠走,治安基本靠狗,通讯基本靠吼”,不少公社连公共汽车都不通。从公社回县城,如果能搭上一辆拖拉机,就算烧了高香了。记得双井公社有一辆带大拖斗的拖拉机,从双井到固原将近 150 里,每次到县城去,拖拉机上都挤得满满的,老人、娃娃、青年、妇女各色人等都有。拖拉机驾驶员姓杨,外号“洋勺子”,每次出车都非常神气,为了搭他的车,人们不得不低声下气地求他。他的嗓门大,一边开车,一边诌天咧地,胡吹海谝,一路上逗得一车人笑声不断。有一次,我和政治处的曹鸿军到双井公社采访,回来时,“洋勺子”正好去银川拉货不在家。公社党委书记张惠推出一辆自行车对我们说,“咱们三个人骑自行车到七营公社,你们再从七营坐公共汽车回固原”。三个人骑一辆自行车怎么骑?他先用自行车带着我走一段路,然后把车放在路边(山路上行人很少),我们俩步行往前走。曹鸿军赶上来后再骑自行车追上我们,带着张惠往前走,我赶到前面再骑上他们扔在路边的自行车赶他们,然后再带上他们中的一个人往前赶。张惠书记将这种骑法叫“钓鱼”,倒也形象,三十多里路不一会就走完了。当我们三个赶到盘河大队时,清水河挡住了去路,当时正值春寒料峭的三月初,河水虽然不深但却冰冷刺骨。张惠冲着不远处一个放牲口的社员喊,“喂,牵几个头勾(驴)来 ”。社员认识他,马上牵了三头驴来,曹鸿军骑了一头在前面走,我紧紧跟在他后面,张惠扛着自行车骑着驴走在最后。到了河中心,我骑的那头驴突然陷在泥里走不动了,河水眼看就要没过驴肚皮,我怕河水泡了挎包里的照相机,急忙喊,“张书记,我的驴陷在泥里走不动了。”张惠二话没说,赶着自己的驴来到我身后,猛然一脚,把我骑的驴差点踹倒,那头驴借力拔出腿,唰唰唰很快到了河对岸。在固原农村驴的用场可大了,耕地播种要靠它,运肥运庄稼要靠它,爬山运输要靠它,就是结婚、走亲戚也离不开它。有时在路上能看到娶亲的队伍,新郎新娘、伴郎伴娘、岳母舅母还有媒婆,都穿着新鲜的衣服,一人骑一头驴,喜气洋洋地行走在高高低低的山路上,远远望去,就是一道靓丽的风景。但骑驴也是有学问的,如果不得要领,往往会吃亏不浅。

  说起“交通基本靠走”,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有一次,我和县广播站的记者倪万常到东部几个公社采访水利建设情况,我们走走停停,又录音,又照相,又写稿子,七天时间走了四个公社。那天下午从红河公社出发准备到彭阳区采访,这段路有 20 多里,大都是山路。倪万常扛着二十多斤重的录音机,我背着照相机,一边给他讲故事,一边向前走。我讲完《济公传》中梁兴郎千里寻母,又讲《聊斋志异》中的“陆判”“莲香”“席方平”,不知不觉天下起雨来。我俩急忙跑到路边一个破窑洞避雨,开始我们还摆开棋盘抽烟、下棋,但外面的雨越下越大,不禁犯起愁来。天快要黑了,这里离彭阳还有近十里地。怎么办呢?这时我突然想起,这场大雨很可能会引起山洪爆发,如果我们不能赶在山洪到来之前跨过山下的茹河,很可能会被洪水阻断去路,进不能进,退不能退。在固原山区,山洪爆发是十分惊心动魄的,平时温柔湉静的河水,山洪一来就像发了疯的魔鬼,浊浪排空,横扫一切,几十米高的山崖被洪水一冲,马上像冰川崩塌一样瞬间垮下转眼被洪流卷走。有一年,我在黑城公社五营大队亲眼目睹了一辆去炭山拉煤的马车被洪水冲走的惨状。马车走到河中心,一匹牲口见了水就停下撒尿,正在这时,山洪从天而降,车把式危急之际用刀割断了两匹骡子的缰绳,但架辕的马却没来及跑出来,瞬间被巨浪打翻在浑浊的河水里,尽管它极力挣扎,但最终没有逃脱被山洪吞噬的厄运。车把式一边喊救命,一边在湍急的洪水中上下浮沉,第二天在下游的河滩上发现了他的尸体,手里还紧紧攥着那把割绳子的刀子。想到这里,我对老倪说:“快,我们必须在山洪到来之前过茹河。”雨下的稍小点了,我们一路小跑到了河边,还好,河水还没上涨,河面也不太宽,我三步两步跑到了河对岸,看到河水越来越急,还冲下一些泡沫和树枝,这是山洪爆发的前兆。我大喊 :“老倪,快往下游跑,快跑过来。”老倪扛着录音机顺着河道向下跑,好容易绕过洪水的峰头,跑到了河对岸。一会工夫,山洪像一群狂奔的野马,裹挟着树木、庄稼、柴草、杂物咆哮而来。“好险!”我俩会心地一笑,急忙向彭阳走去。赶到彭阳区委,陈书记看到我们两个像落汤鸡一样,忙叫人取来干净衣服让我们换上。当时已过了吃饭时间,他叫厨师拿来一盘白面馍,又叫人到林场去弄来一大盆蜂蜜和两碗凉水,说 :“厨房里菜也没有了,你们就蘸着蜂蜜吃馍吧,不要忘了喝凉水,蜂蜜可是热性的。”我俩跑了一下午累坏了,狼吞虎咽地吃完饭,美美地睡了一个晚上。

  经过几年的工作,固原县的通讯报道队伍建立起来了,覆盖城乡的通讯报道网络也逐步形成。其间,我到宁夏日报社各部室学习了三个月,又随报社组织的学习考察团到《甘肃日报》《陕西日报》《山西日报》和《大众日报》社进行参观学习,增长了不少见识。我们还和固原地区宣传部一起,举办了摄影培训班,通讯报道写作培训班,组建了一支业务能力比较强的骨干队伍。特别应该提及的是,县委对通讯报道工作非常支持,在行政经费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为我们拨款6000 元,添置了照相机、印相机、放大机等一整套暗房和照相设施,使固原的通讯报道工作跨上了一个新台阶。

  后来,施裕壬和李安达也先后调到县城工作,每当回村看望房东和乡亲们时,村里的人便不约而同地赶来问这问那,问长问短。房东大妈更是满脸绽笑,端来蜂蜜,熬好罐罐茶,非要我们再在她家高房住一晚不可。告别房东一家走出老远了,回首望去,大妈仍倚门而立,不停地向我们挥手。1978 年,国家恢复招考研究生,施裕壬和李安达分别考入北大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我也调回山东工作。如今,五十年过去了,西海固已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那里的山山水水却如万缕情丝时刻萦绕脑际,使人魂牵梦萦,幽思难忘。五十年,只是历史长河中的一瞬,但在人生旅途上却是永恒的。值此离开北大踏上西海固这方热土五十周年之际,谨以此文聊作心香一瓣,献给西海固那些世代劳作默默耕耘静水深流的父老乡亲。

(作者系北大经济系毕业生,潍坊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原副主任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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